央视的两位原主持人，相继去了美国，一个是崔永元，一个是柴静。前者自费拍了有关转基因的专题片；后者如您所知，便是昨天被疯狂刷屏的专题片“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
相同的是，两位名主持，都离开了成就自己声名与事业的央视，都冲着中国人最关注的两个话题完成了单位行为与个人行为的转型。不同的是，一个以宣战的姿态出手，充满着男性的斗气；一个以无言的方式告别，表现出女性的沉稳。
百分钟的雾霾调查，能够以刷屏的方式传播于网络，这是一个奇迹。它告诉媒体与传播者这样一个道理，所谓“内容为王”，其实不在技术层面，而在良知与责任。柴静自费百万的小制作，带给社会的震撼，是许多传统媒体的大制作无法企及的一个高度。
在柴静身上，我们感受到的不是成就自己，而是成就这个社会。在这个自媒体专题片中，央字头的部委，都被客观且不失心平气和的报道，摆在公众面前。这些众所应知、却众所未知的事实，以自媒体的方式呈现在我眼中，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深度、最生动的有关雾霾的专题片。
柴静的“穹顶之下”疯传网络，不排除受众对于这个近年来淡出观众视线的争议人物，有着进一步好奇的围观心态。此前对于柴静美国产女、对于她的去职，各种猜测、各种臆想，从未间断过。而争议最多的，便是真爱国还是假忧国。甚至对于柴静从美回国时戴的一副口罩，都被窥探者演绎出各种遐想。而对于这些议论，柴静几乎很少回应。
柴静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应了世道的复杂、人心的叵测，也以这种方式，给社会转型、传播形态转型时期的中国，重塑了媒体人的概念。这个概念便是，以公共利益为己任，以知性传播为使命，将爱自己、爱孩子、爱家庭，与爱大众、爱社会、爱祖国融合在一起，可以没有饭碗，不能没有责任；可以没有拨款，不能没有担当；可以遭遇非议，不能没有良知；可以没有回应，不能没有作为。
因了这份担当和作为，用更自由、不连累的方式去表达情绪与事实，用更实在、不虚妄的方式去传递思想与爱心。“穹顶之下”有这一段独白：历史就是这样创造的，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有一天他们会说不，我不满意，我不想等待，我也不再推诿，我要站出来做一点什么。我要做的事，就在此时，就在此刻，就在此地，就在此生。
不是谁的喧哗声越大，存在感便越强。不是谁的饭碗捧得越大，成就感便越大。穹顶之下，芸芸众生，同呼吸的不只是自然空气，共命运的不只是环境生存状况，更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能否真心想到一起，做到一起。
少些埋怨，多些担当。少些猜测，多些实干。如果人人都少装糊涂甚至不装糊涂，个个都独立思考而不虚妄为是，我们的穹顶之下，清新的便远远不只是呼吸的空气。
柴静雾霾真相《穹顶之下》演讲词
雾霾之上，穹顶之下，我们同呼吸，共命运。
大雾霾后得知怀孕：女儿健康就好。
2013年1月份北京，一个月里头25天雾霾。
那个月里头，我还去了四个地方出差：陕西、河南、江西、浙江。回头看视频里的天空，当时的中国正被卷入一场覆盖了25个省市和6亿人的大雾霾，但有我的嗓子有意向，在西安那天晚上咳得睡不着觉，我就切了一只柠檬放在枕头边上。回到北京之后，我知道我怀孕了。
听到她的心跳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对她没有任何别的期望了——健康就好。但是，她被诊断为良性肿瘤，在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术。我还没有来得及抱她一下，她就被抱走的。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后来我辞职陪伴她、照顾她，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就好、健康就好。
以前我从来没有对污染感到过害怕，去哪我都没戴过口罩。现在有生命抱在你怀里，她呼吸、她吃、她喝，都要由你来负责，你才会感到害怕。那场雾霾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2013年底），它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是偶然发生，也不可能很快过去了。
这是2014年整整一年的北京，只有空气和良的时候，我才能带她出门，但是这样的天能有多少呢？污染天数175天，这意味着一年当中有一半的时间我不得不把她像囚徒一样关在家里面。十年前那个环保局长对我说了一句话，“孝义是山西的缩影，山西是中国的缩影”。短短十年，我眼睁睁地看着它成为现实。
连续40天空气影像记录显示： 天津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97天，沈阳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52天，成都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25天，兰州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12天，石家庄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264天
有的时候早上醒来我会看到女儿站在阳台前面用手拍着玻璃，用这个方式告诉我她想出去。她总有一天会问我，妈妈，为什么你要把我关起来？外面到底是什么，它会伤害我吗？这一年当中我做的所的事情，就是为了回答将来她会问我的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
雾霾是什么：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雾霾是什么呢？我有时候会把灯关掉，我想看一看，我知道PM2.5就存在这当中，它们是一些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所以它们才能折射大量的可见光，留给我们一个能见度很低的世界。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大量的样本显示，有很多人比你更高，超标20倍。所有这些致癌物都附着在刚才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采样膜的表面，一种叫做黑炭的物质上，它非常小，只有0.2微米，但是它是一个锁链的结构，所以如果它打开的话，两克黑炭能有多大？能有整个篮球场那么大，所以它可以吸附很多的致癌物和重金属。在中国这样的黑炭有多少呢？这是2009年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做的一个测算，那个紫得发白发亮的地方是中国，（黑炭）它像幽灵一样在我们的上空飘荡。
在中国每年因为大气污染过早死亡的人数是50万人。在这场跟人类的战争当中，我们最脆弱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父母，这些小孩大多才两个多月大，还没有出过门，但是已经得了肺炎，他们在接受雾化治疗。在2013年1月份，重雾霾期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有二十七个城市都出现了急诊人数的爆发性增长。
Edward Lagrence Avol（南加州大学医学院临床预防医学教授）：如果让他们暴露在污染中的第一天，他们受到一部分功能损伤，他们暴露的第二天，他们的损伤没有第一天那么多，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有了“适应性”，而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这部分功能，损害已经发生。
我就在华北天空下生活，这十年来我怎么没有觉察到雾霾的存在？我就去找了我们国家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小组的组长唐孝炎院士，她给了我这条曲线，这是2004年。
11年前，那时候我们还没有PM2.5的检测，但是我们有PM10，她是根据当时的估算，那个时候在污染期的话，PM2.5可以达到三百到四百，属于今天的严重污染。但那个时候我们一直认为那是雾，我们一直把它叫做雾。
人们在当年并不是没有闻到呛人的味道，但煤炭带来的温暖和能量在当时更重要。1980年前后，北京市内有3700家工厂，对一个充满发展渴望的农业大国来说，烟筒被认为是进步的标志。
过去30年内，我国的肺癌死亡率上升了465%，虽然吸烟和老龄化仍然是这个数字的主要因素，但细颗粒物明确的致癌风险，越来越得到重视。2012年，PM2.5被列入监测范围，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随着收入增加，信息透明，人们对环境的期待越来越高。
我戴着口罩逛街，我戴着口罩购物，戴着口罩去跟朋友见面，我用胶条把我们家门窗每个缝都给它粘上，带着孩子出门打疫苗的时候，她冲我笑我都会感到害怕，说实话我不是多怕死，我是不想这么活。所以每次碰到有人问我说，你到底要干嘛做这件事情。我只好简单地告诉他，这是我跟雾霾之间的一场私人恩怨。我要知道它从哪儿来，我要弄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煤炭：先让中国腾飞，再让中国“遭罪”
中国的PM2.5，60%来与燃煤和燃油，也就是化石能源的燃烧。这种燃烧的强度有多大呢？我们可以来看看，在2014年，这个数值可以代表全球化石能源的燃烧强度，可以看看中国有多亮，那个烧得发红发亮发白的地方就是我们国家。从图标来看的话，它比欧洲高出三到四倍，我们烧了这么多化石能源。而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煤和油的污染物之间可以发生大规模的化学反应。
在南威尔士被废弃的矿坑深处，埋葬着英国工业时代的心脏，它曾经驱动过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一场可怕的黑色灾难。在1960年年代，伦敦大烟雾事件发生完之后，其他的国家纷纷开始减少和控制自己的煤炭用量，但当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这个已经封闭了多年和落后了多年的国家，迫切地需要一种巨大的能量能让自己起飞，它的选择是煤炭。这是它增长的曲线。
那中国这么多煤用在哪儿？2013年这36亿吨，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中3亿8千万吨烧在京津冀，而这3亿8千万吨当中，有三个亿烧在河北。
熊跃辉（国家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原华北督查中心主任）：有60%以上的钢铁企业没有任何审批手续，环评法甩在一边不用，就是一直通知停止审批，不管你合法的、不合法的都停止审批，真正的破罐子破摔的就是黑户，监管部门都不想去触及这一块，关的了吗？能取缔的了吗？一千万吨钢是多少人就业？10万人就业，河北的钢铁是到了什么程度？已经到了你取缔不了的程度。
中国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别人一百年走过的工业华的道路，所以我们煤的污染之上还要再附加油的污染。那么我们的油怎么了？我们的油大部分烧在车上，我们的车在十年之间增加了将近一个亿。北京本地的污染源当中，最大的就来自机动车。
尴尬的不止环保部门，空气中都是钱的味道
车多就污染吗？北京市交通委给我的解释是这样的我，东京90%以上的人在坐轨道交通，他们只有不到6%的人在开车。北京有多少呢？北京34%的人开车。北京每天高峰期的时候，六环以内，每个小时的PM2.5排放量是多少？——1吨。北京人在5公里以内开车的有多少？将近一半。
在北京每天一天凌晨的时候都会出现污染的峰值，而且是每天恒定出现，永远比当天下午有机碳的排放大概要高出两倍。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我们就去了延庆。
（随机抽查一辆车）
司机：这是国一之前的。
柴静：那就是意味着没有任何排放设施。
司机：没有，基本没有排放控制措施。
警察：绿标。
司机：国三。
柴静：是哪儿发的？河北省环保厅。
司机：买的时候他说是国三的，咱又不懂，对不对，咱只是买车的。
李昆生（北京是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处长）：大面积造假，或者说说得更严重一点，全面造假，这是行业内的秘密，90%基本配置都不在。如果有三万辆车进城，那就相当于几百万辆车在夜里还在跑。
没有任何排放设施的时候，它的排放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只这一辆车，只一项颗粒物的排放，它就是国IV车的五百倍。它的氮氧化物的排放，要占所有机动车的70%，它的一次性颗粒物的排放要占到多少呢？99%。还有更可怕的事情是，柴油车的尾气排放出来的颗粒物毒性远比一般的大。如果要问责的话，首先应该问的是造假车企的负责人吧？
十几年来，如果说这种全面造假、普遍造假都存在，而且监管部门知道的话，为什么不去处理他们呢？我们不是有法律吗？你这样的产品是可以召回的呀。但是从2004年到现在，这个法律在这类车辆上用过多少次呢？一次都没有。
丁焰（环保部车辆污染研究处主任）：当然我们问过，你大气法为什么要这么写，为什么不直接写我们。人家说了，就是因为当时定这条的时候，很多部门反对，不能你环保管。但最后这个法就过不去，过不去最后等于就用了一个模糊的写法，就是叫有执法权的去做。
丁焰：但是实际上还是没管住啊，合格证全是真的，车型也全是真的，环保部门也发了那个绿标了，也是国四的。没有一个部门去看那个车到底是什么，只有那个车是国一的。
尴尬的不光是环保部门，车企业也挺尴尬的，那个造假的老板后来就跟我说，如果环保部能够去执法，去抓那些造假的车辆的话，我保证第二天就生产真的。在延庆的时候，随机抽查了这辆柴油车，这是在北京加的柴油，已经是非常好的，全国最高的水平了，但是它的柴油测出来之后，是欧盟和日本包括美国的二十五倍。
全世界的石油企业都会去尽量维护自己的行业利益，这是一个公司的天性，这无可厚非。我们很想知道其他国家到底是谁在制订这个标准，这是我们目前为止调查到的结论—澳大利亚：环保部；韩国：环境部；日本：日本环境省；墨西哥：环境和自然资源部与能源部；加拿大：环境部；欧洲标准委员会。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墨西哥、加拿大，基本都是环境部在主导标准。即使是欧盟这样的欧洲标准委员会来定的时候，它会有行业协会的声音，但是也没有出现过由石化行业来主导标准制定的情况。
那为什么在我国，国家车用燃油质量标准是由石化行业主导的呢？一个国家的选择有它的历史原因。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石油处于极度紧缺状态，长安街上的公交车需要头顶一个煤气包行使，远未到考虑燃油环保指标的时候，环保部门也未成立，所以标准的制定，是由当时石油部下属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负责。
在中国，除了我们的油品标准低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在我出发之前远远没有想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一半的油是完全失控，全球十大港口，现在有七个在中国。远洋货轮带来的污染之大，在靠近海岸线四百米的地方，它排放的污染相当于五十万辆大卡车。所以在深圳，百分之六十的二氧化硫是来自轮船的。
也许你既不生活在港口边上，也不生活在河的边上，也不生活在机场的边上，但是你一定遇到过这些车。这些是工程的施工车辆，有一次我在河北看到它们的时候，我以为前面失火了，绕到前面一看，是它在排放黑烟。我们跟环保部一起，环保部门的人就说“那这样，我们去查一下，看看吧”。他们就现成买了一个柴油壶，然后就进了最近的一家民营加油站，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那么等我下去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证已经被老板夺走了。
老板：大气防治法？
柴静：“环保部门有这义务权力”。
老板：你有义务，你有义务，没这权力。
这老板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们每个人都默默无语，然后就拎着柴油壶就都散了。他说得太狠了，从煤到油一项一项下来，煤和油的消耗都这么大，我们的品质相对低劣，我们缺少清洁，我们还在排放的时候缺乏控制，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一直到这个老板，这句话我觉得他莫名其妙地道出了某种事物的本质。
一吨钢，如果把它所有的环保成本省下来，不去装的话，它能够省一百块钱，一吨煤能够省一百五十六块钱，一辆车如果不装环保设施的话能够大概省两万，油品少升级一次，能够省五百个亿。十年前，我问空气中是什么味道，我没有得到答案。现在我知道了，空气中是钱的味道。
借鉴经验，创造未来：英国美国是如何治理空气污染的？
城市给了我们个人的自由，也给了这个国家三十年来的繁荣，未来还会有三四亿人要进城，这个必然到来，不可避免。他们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不可思议的文明和财富，但是假如用投资拉动工业和拉动城市发展的模式不改变的话，结果会是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将在用光所有的资源之前，我们就用光所有的环境容量。
之前我很担心，北京还在扩张，它的汽车的量还在增加，它的污染能降低吗？但是这是洛杉矶，一个跟北京非常像的地方。它也是三面环山，空气扩散条件很不好，所以它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光化学污染烟雾事件。但是从1970年以来，洛杉矶的车辆还在上升，上升了这么多，三倍，但它们排放呢？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五，他们怎么做到的？我就去趟洛杉矶在那里观察。
洛杉矶这种摊大饼的城市规划，被认为是典型的失败案例，它的公交系统也远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造成车辆毫无约束的发展。
一千七百多完人差不多一千三百多万辆车。都快人手一辆了，整个加州，一天之内，8.5亿的形成，所有的燃料加起来，都够来回月球一千六百趟。
根据加州空气资源部的估计，南加州空气中71%的致癌物质，都由柴油车产生，所以所有的柴油车都被要求安装DPF，这种颗粒过滤器，相当于给车戴上口罩，可以过滤掉99%的颗粒物。
为了治理污染，加州不得不制定最严格的新车机动车标准，环保部门有权力抽查任何新车，可从用户手中直接抽查十二万英里之内的在用车，一旦发现厂家违规，要从出厂当天开始，每一天罚两万五千美元。环保部门有权力要求车企，召回全部问题车辆。
中国是一个煤炭的消费量，占百份之七十的国家，在我们国家能源结构里面，我们怎么才能减掉煤呢？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伦敦要等了四十年，五十年才把污染治好，我们也得等这么久。但真的是这样吗？看看这儿，从他们开始治理污染的前十年，他们就把污染物降低了百分之八十，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善，我们来看看伦敦是怎么做的。
伦敦大烟雾事件发生的时候，英国的能源结构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是煤炭，1953年，颗粒物的平均浓度，超过欧盟标准的十倍，他们控制污染的压力，比我国当前更大，英国人在1956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
John Murlis（英国伦敦前环保督察员）：每一个煤矿都在地上有洗煤的设施，在卖给用户之前，煤炭先要被洗干净，在开放式的壁炉里燃烧煤是违法的，这就是壁炉。（无烟区内）任何排放煤烟的设施，都是被严令禁止的。治污监察员可以检查店铺，检查是否在售买违法的燃料。
政府出钱，承担家庭壁炉改造百分之七十的费用，但惩罚同样严格，违反者可以处以一百英镑罚款，甚至坐牢。
烟雾事件发生后二十年中，石油替代了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煤炭，天然气替代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煤炭，煤炭在整个国家的能源结构中，从百分之九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而重工业占GDP的比例也下降了百分之十。很多煤矿和燃煤的工厂关停，又一个伦敦的地标消失了。这里曾经有上百万人就业，现在你们（矿工）怎么挣钱生活呢？
Ed Davey（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一百多年前，我们英国有几百万矿工，现在只剩下几万人了，但我们的就业人数是历史最高的。当一个产业正在被淘汰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产业冉冉升起。
开放市场，才能有更清洁的天空
1960到1970，英国治污的前十年，经济并没有倒退，GDP反而增加了一倍。之后十年中，英国进入油气时代，他们的经济总量翻了四倍。英国是用更清洁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尤其是天然气来替代了煤炭，他们才取得了蓝天和白云。那时候人均GDP跟中国是一样的，政府最重要的是不要去补贴那些已经要被时代淘汰掉的落后和污染还有亏损的产业，你要给新兴的产业，给它们公平竞争的机会。它们会带给你惊喜。伦敦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要从煤炭时代进入油气时代，我们才能够得到更清洁的天空。
我们的天然气探明是多少呢？百分之二十二。那我们的石油探明率是多少呢？百分之三十八，而且每年开采量只占探明量的1/9。有大量的资源，我们知道在哪儿，但却没有去开采？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美国来说，它们有六千三百家天然气石油公司，我们有几家呢？三家，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美国有一百六十家天然气管道公司，我们（主体管道）有几家呢？三家，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
Edward Davey（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我认为只有开放市场，才能分享智慧，寻求创新，才能得到世上最好的东西。
重返蔚蓝地图，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做这次演讲，我才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能源问题。这两年的腐败图，它是一个腐败高发的区域，能源局前局长刘铁男在接受庭审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要想遏制高发的腐败，就要把本来应该属于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2014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能源国家安全战略，已经明确，能源是一种商品，我们要建构有效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而且要改变政府对于能源的监管方式。但是在等待一个国家，建立和完善一个庞大的体系之前，我们究竟能够做什么？
世界上再强大的政府，也没有办法独立治理好污染，它要依靠的就是每一个，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意志。只有信息公开，才是一切公众参与的基础。你可以猜猜看，今年之前有多少家中国的公益组织是具备司法诉讼主体资格的？一家都没有，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有关组织才可以提起诉讼，至于谁是这个有关组织，没人知道。但是1月1日开始，新环保法已经规定了，只要你从事环境公益活动五年以上，没有违法记录，你就可以承担这个诉讼主体的资格，现在七百多家环保组织。
我们可以记住这几个数字，12369。如果你不打，它就永远只是一个数字。雾霾天一来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儿，或者未来在哪儿。
但是呢就在那个餐馆老板，把那个油烟（回收装置）装好的那一会儿，我突然觉得我好像脚落实地，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你明明知道说它对于改善大气污染的作用，是非常微乎其微的。但就是因为一个人，知道了自己做的一点点事情，可以让事情本身变得更好，他心里面就能够踏实了。
所以回头来看，人类与污染之间的战争，历史就是这样创造的，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有一天他们会说不，我不满意。我不想等待，我也不再退位，我要站出来做一点什么，我要做的事情，就在此时，就在此刻，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孕育，正在出生，这些河流，天空、大地是应该属于他们的，我们没有权利只知消费不知可知，我们有责任向他们证明一个被能源照亮的世界，同时可以是洁净和美好的。在雾霾严重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保护好你自己，和你爱的人。
雾霾之上，穹顶之下，我们同呼吸，共命运。
大雾霾后得知怀孕：女儿健康就好。
2013年1月份北京，一个月里头25天雾霾。
那个月里头，我还去了四个地方出差：陕西、河南、江西、浙江。回头看视频里的天空，当时的中国正被卷入一场覆盖了25个省市和6亿人的大雾霾，但有我的嗓子有意向，在西安那天晚上咳得睡不着觉，我就切了一只柠檬放在枕头边上。回到北京之后，我知道我怀孕了。
听到她的心跳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对她没有任何别的期望了——健康就好。但是，她被诊断为良性肿瘤，在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术。我还没有来得及抱她一下，她就被抱走的。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后来我辞职陪伴她、照顾她，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就好、健康就好。
以前我从来没有对污染感到过害怕，去哪我都没戴过口罩。现在有生命抱在你怀里，她呼吸、她吃、她喝，都要由你来负责，你才会感到害怕。那场雾霾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2013年底），它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是偶然发生，也不可能很快过去了。
这是2014年整整一年的北京，只有空气和良的时候，我才能带她出门，但是这样的天能有多少呢？污染天数175天，这意味着一年当中有一半的时间我不得不把她像囚徒一样关在家里面。十年前那个环保局长对我说了一句话，“孝义是山西的缩影，山西是中国的缩影”。短短十年，我眼睁睁地看着它成为现实。
连续40天空气影像记录显示： 天津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97天，沈阳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52天，成都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25天，兰州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12天，石家庄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264天
有的时候早上醒来我会看到女儿站在阳台前面用手拍着玻璃，用这个方式告诉我她想出去。她总有一天会问我，妈妈，为什么你要把我关起来？外面到底是什么，它会伤害我吗？这一年当中我做的所的事情，就是为了回答将来她会问我的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
雾霾是什么：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雾霾是什么呢？我有时候会把灯关掉，我想看一看，我知道PM2.5就存在这当中，它们是一些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所以它们才能折射大量的可见光，留给我们一个能见度很低的世界。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大量的样本显示，有很多人比你更高，超标20倍。所有这些致癌物都附着在刚才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采样膜的表面，一种叫做黑炭的物质上，它非常小，只有0.2微米，但是它是一个锁链的结构，所以如果它打开的话，两克黑炭能有多大？能有整个篮球场那么大，所以它可以吸附很多的致癌物和重金属。在中国这样的黑炭有多少呢？这是2009年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做的一个测算，那个紫得发白发亮的地方是中国，（黑炭）它像幽灵一样在我们的上空飘荡。
在中国每年因为大气污染过早死亡的人数是50万人。在这场跟人类的战争当中，我们最脆弱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父母，这些小孩大多才两个多月大，还没有出过门，但是已经得了肺炎，他们在接受雾化治疗。在2013年1月份，重雾霾期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有二十七个城市都出现了急诊人数的爆发性增长。
Edward Lagrence Avol（南加州大学医学院临床预防医学教授）：如果让他们暴露在污染中的第一天，他们受到一部分功能损伤，他们暴露的第二天，他们的损伤没有第一天那么多，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有了“适应性”，而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这部分功能，损害已经发生。
我就在华北天空下生活，这十年来我怎么没有觉察到雾霾的存在？我就去找了我们国家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小组的组长唐孝炎院士，她给了我这条曲线，这是2004年。
11年前，那时候我们还没有PM2.5的检测，但是我们有PM10，她是根据当时的估算，那个时候在污染期的话，PM2.5可以达到三百到四百，属于今天的严重污染。但那个时候我们一直认为那是雾，我们一直把它叫做雾。
人们在当年并不是没有闻到呛人的味道，但煤炭带来的温暖和能量在当时更重要。1980年前后，北京市内有3700家工厂，对一个充满发展渴望的农业大国来说，烟筒被认为是进步的标志。
过去30年内，我国的肺癌死亡率上升了465%，虽然吸烟和老龄化仍然是这个数字的主要因素，但细颗粒物明确的致癌风险，越来越得到重视。2012年，PM2.5被列入监测范围，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随着收入增加，信息透明，人们对环境的期待越来越高。
我戴着口罩逛街，我戴着口罩购物，戴着口罩去跟朋友见面，我用胶条把我们家门窗每个缝都给它粘上，带着孩子出门打疫苗的时候，她冲我笑我都会感到害怕，说实话我不是多怕死，我是不想这么活。所以每次碰到有人问我说，你到底要干嘛做这件事情。我只好简单地告诉他，这是我跟雾霾之间的一场私人恩怨。我要知道它从哪儿来，我要弄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煤炭：先让中国腾飞，再让中国“遭罪”
中国的PM2.5，60%来与燃煤和燃油，也就是化石能源的燃烧。这种燃烧的强度有多大呢？我们可以来看看，在2014年，这个数值可以代表全球化石能源的燃烧强度，可以看看中国有多亮，那个烧得发红发亮发白的地方就是我们国家。从图标来看的话，它比欧洲高出三到四倍，我们烧了这么多化石能源。而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煤和油的污染物之间可以发生大规模的化学反应。
在南威尔士被废弃的矿坑深处，埋葬着英国工业时代的心脏，它曾经驱动过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一场可怕的黑色灾难。在1960年年代，伦敦大烟雾事件发生完之后，其他的国家纷纷开始减少和控制自己的煤炭用量，但当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这个已经封闭了多年和落后了多年的国家，迫切地需要一种巨大的能量能让自己起飞，它的选择是煤炭。这是它增长的曲线。
那中国这么多煤用在哪儿？2013年这36亿吨，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中3亿8千万吨烧在京津冀，而这3亿8千万吨当中，有三个亿烧在河北。
熊跃辉（国家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原华北督查中心主任）：有60%以上的钢铁企业没有任何审批手续，环评法甩在一边不用，就是一直通知停止审批，不管你合法的、不合法的都停止审批，真正的破罐子破摔的就是黑户，监管部门都不想去触及这一块，关的了吗？能取缔的了吗？一千万吨钢是多少人就业？10万人就业，河北的钢铁是到了什么程度？已经到了你取缔不了的程度。
中国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别人一百年走过的工业华的道路，所以我们煤的污染之上还要再附加油的污染。那么我们的油怎么了？我们的油大部分烧在车上，我们的车在十年之间增加了将近一个亿。北京本地的污染源当中，最大的就来自机动车。
尴尬的不止环保部门，空气中都是钱的味道
车多就污染吗？北京市交通委给我的解释是这样的我，东京90%以上的人在坐轨道交通，他们只有不到6%的人在开车。北京有多少呢？北京34%的人开车。北京每天高峰期的时候，六环以内，每个小时的PM2.5排放量是多少？——1吨。北京人在5公里以内开车的有多少？将近一半。
在北京每天一天凌晨的时候都会出现污染的峰值，而且是每天恒定出现，永远比当天下午有机碳的排放大概要高出两倍。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我们就去了延庆。
（随机抽查一辆车）
司机：这是国一之前的。
柴静：那就是意味着没有任何排放设施。
司机：没有，基本没有排放控制措施。
警察：绿标。
司机：国三。
柴静：是哪儿发的？河北省环保厅。
司机：买的时候他说是国三的，咱又不懂，对不对，咱只是买车的。
李昆生（北京是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处长）：大面积造假，或者说说得更严重一点，全面造假，这是行业内的秘密，90%基本配置都不在。如果有三万辆车进城，那就相当于几百万辆车在夜里还在跑。
没有任何排放设施的时候，它的排放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只这一辆车，只一项颗粒物的排放，它就是国IV车的五百倍。它的氮氧化物的排放，要占所有机动车的70%，它的一次性颗粒物的排放要占到多少呢？99%。还有更可怕的事情是，柴油车的尾气排放出来的颗粒物毒性远比一般的大。如果要问责的话，首先应该问的是造假车企的负责人吧？
十几年来，如果说这种全面造假、普遍造假都存在，而且监管部门知道的话，为什么不去处理他们呢？我们不是有法律吗？你这样的产品是可以召回的呀。但是从2004年到现在，这个法律在这类车辆上用过多少次呢？一次都没有。
丁焰（环保部车辆污染研究处主任）：当然我们问过，你大气法为什么要这么写，为什么不直接写我们。人家说了，就是因为当时定这条的时候，很多部门反对，不能你环保管。但最后这个法就过不去，过不去最后等于就用了一个模糊的写法，就是叫有执法权的去做。
丁焰：但是实际上还是没管住啊，合格证全是真的，车型也全是真的，环保部门也发了那个绿标了，也是国四的。没有一个部门去看那个车到底是什么，只有那个车是国一的。
尴尬的不光是环保部门，车企业也挺尴尬的，那个造假的老板后来就跟我说，如果环保部能够去执法，去抓那些造假的车辆的话，我保证第二天就生产真的。在延庆的时候，随机抽查了这辆柴油车，这是在北京加的柴油，已经是非常好的，全国最高的水平了，但是它的柴油测出来之后，是欧盟和日本包括美国的二十五倍。
全世界的石油企业都会去尽量维护自己的行业利益，这是一个公司的天性，这无可厚非。我们很想知道其他国家到底是谁在制订这个标准，这是我们目前为止调查到的结论—澳大利亚：环保部；韩国：环境部；日本：日本环境省；墨西哥：环境和自然资源部与能源部；加拿大：环境部；欧洲标准委员会。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墨西哥、加拿大，基本都是环境部在主导标准。即使是欧盟这样的欧洲标准委员会来定的时候，它会有行业协会的声音，但是也没有出现过由石化行业来主导标准制定的情况。
那为什么在我国，国家车用燃油质量标准是由石化行业主导的呢？一个国家的选择有它的历史原因。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石油处于极度紧缺状态，长安街上的公交车需要头顶一个煤气包行使，远未到考虑燃油环保指标的时候，环保部门也未成立，所以标准的制定，是由当时石油部下属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负责。
在中国，除了我们的油品标准低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在我出发之前远远没有想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一半的油是完全失控，全球十大港口，现在有七个在中国。远洋货轮带来的污染之大，在靠近海岸线四百米的地方，它排放的污染相当于五十万辆大卡车。所以在深圳，百分之六十的二氧化硫是来自轮船的。
也许你既不生活在港口边上，也不生活在河的边上，也不生活在机场的边上，但是你一定遇到过这些车。这些是工程的施工车辆，有一次我在河北看到它们的时候，我以为前面失火了，绕到前面一看，是它在排放黑烟。我们跟环保部一起，环保部门的人就说“那这样，我们去查一下，看看吧”。他们就现成买了一个柴油壶，然后就进了最近的一家民营加油站，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那么等我下去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证已经被老板夺走了。
老板：大气防治法？
柴静：“环保部门有这义务权力”。
老板：你有义务，你有义务，没这权力。
这老板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们每个人都默默无语，然后就拎着柴油壶就都散了。他说得太狠了，从煤到油一项一项下来，煤和油的消耗都这么大，我们的品质相对低劣，我们缺少清洁，我们还在排放的时候缺乏控制，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一直到这个老板，这句话我觉得他莫名其妙地道出了某种事物的本质。
一吨钢，如果把它所有的环保成本省下来，不去装的话，它能够省一百块钱，一吨煤能够省一百五十六块钱，一辆车如果不装环保设施的话能够大概省两万，油品少升级一次，能够省五百个亿。十年前，我问空气中是什么味道，我没有得到答案。现在我知道了，空气中是钱的味道。
借鉴经验，创造未来：英国美国是如何治理空气污染的？
城市给了我们个人的自由，也给了这个国家三十年来的繁荣，未来还会有三四亿人要进城，这个必然到来，不可避免。他们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不可思议的文明和财富，但是假如用投资拉动工业和拉动城市发展的模式不改变的话，结果会是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将在用光所有的资源之前，我们就用光所有的环境容量。
之前我很担心，北京还在扩张，它的汽车的量还在增加，它的污染能降低吗？但是这是洛杉矶，一个跟北京非常像的地方。它也是三面环山，空气扩散条件很不好，所以它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光化学污染烟雾事件。但是从1970年以来，洛杉矶的车辆还在上升，上升了这么多，三倍，但它们排放呢？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五，他们怎么做到的？我就去趟洛杉矶在那里观察。
洛杉矶这种摊大饼的城市规划，被认为是典型的失败案例，它的公交系统也远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造成车辆毫无约束的发展。
一千七百多完人差不多一千三百多万辆车。都快人手一辆了，整个加州，一天之内，8.5亿的形成，所有的燃料加起来，都够来回月球一千六百趟。
根据加州空气资源部的估计，南加州空气中71%的致癌物质，都由柴油车产生，所以所有的柴油车都被要求安装DPF，这种颗粒过滤器，相当于给车戴上口罩，可以过滤掉99%的颗粒物。
为了治理污染，加州不得不制定最严格的新车机动车标准，环保部门有权力抽查任何新车，可从用户手中直接抽查十二万英里之内的在用车，一旦发现厂家违规，要从出厂当天开始，每一天罚两万五千美元。环保部门有权力要求车企，召回全部问题车辆。
中国是一个煤炭的消费量，占百份之七十的国家，在我们国家能源结构里面，我们怎么才能减掉煤呢？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伦敦要等了四十年，五十年才把污染治好，我们也得等这么久。但真的是这样吗？看看这儿，从他们开始治理污染的前十年，他们就把污染物降低了百分之八十，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善，我们来看看伦敦是怎么做的。
伦敦大烟雾事件发生的时候，英国的能源结构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是煤炭，1953年，颗粒物的平均浓度，超过欧盟标准的十倍，他们控制污染的压力，比我国当前更大，英国人在1956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
John Murlis（英国伦敦前环保督察员）：每一个煤矿都在地上有洗煤的设施，在卖给用户之前，煤炭先要被洗干净，在开放式的壁炉里燃烧煤是违法的，这就是壁炉。（无烟区内）任何排放煤烟的设施，都是被严令禁止的。治污监察员可以检查店铺，检查是否在售买违法的燃料。
政府出钱，承担家庭壁炉改造百分之七十的费用，但惩罚同样严格，违反者可以处以一百英镑罚款，甚至坐牢。
烟雾事件发生后二十年中，石油替代了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煤炭，天然气替代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煤炭，煤炭在整个国家的能源结构中，从百分之九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而重工业占GDP的比例也下降了百分之十。很多煤矿和燃煤的工厂关停，又一个伦敦的地标消失了。这里曾经有上百万人就业，现在你们（矿工）怎么挣钱生活呢？
Ed Davey（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一百多年前，我们英国有几百万矿工，现在只剩下几万人了，但我们的就业人数是历史最高的。当一个产业正在被淘汰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产业冉冉升起。
开放市场，才能有更清洁的天空
1960到1970，英国治污的前十年，经济并没有倒退，GDP反而增加了一倍。之后十年中，英国进入油气时代，他们的经济总量翻了四倍。英国是用更清洁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尤其是天然气来替代了煤炭，他们才取得了蓝天和白云。那时候人均GDP跟中国是一样的，政府最重要的是不要去补贴那些已经要被时代淘汰掉的落后和污染还有亏损的产业，你要给新兴的产业，给它们公平竞争的机会。它们会带给你惊喜。伦敦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要从煤炭时代进入油气时代，我们才能够得到更清洁的天空。
我们的天然气探明是多少呢？百分之二十二。那我们的石油探明率是多少呢？百分之三十八，而且每年开采量只占探明量的1/9。有大量的资源，我们知道在哪儿，但却没有去开采？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美国来说，它们有六千三百家天然气石油公司，我们有几家呢？三家，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美国有一百六十家天然气管道公司，我们（主体管道）有几家呢？三家，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
Edward Davey（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我认为只有开放市场，才能分享智慧，寻求创新，才能得到世上最好的东西。
重返蔚蓝地图，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做这次演讲，我才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能源问题。这两年的腐败图，它是一个腐败高发的区域，能源局前局长刘铁男在接受庭审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要想遏制高发的腐败，就要把本来应该属于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2014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能源国家安全战略，已经明确，能源是一种商品，我们要建构有效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而且要改变政府对于能源的监管方式。但是在等待一个国家，建立和完善一个庞大的体系之前，我们究竟能够做什么？
世界上再强大的政府，也没有办法独立治理好污染，它要依靠的就是每一个，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意志。只有信息公开，才是一切公众参与的基础。你可以猜猜看，今年之前有多少家中国的公益组织是具备司法诉讼主体资格的？一家都没有，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有关组织才可以提起诉讼，至于谁是这个有关组织，没人知道。但是1月1日开始，新环保法已经规定了，只要你从事环境公益活动五年以上，没有违法记录，你就可以承担这个诉讼主体的资格，现在七百多家环保组织。
我们可以记住这几个数字，12369。如果你不打，它就永远只是一个数字。雾霾天一来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儿，或者未来在哪儿。
但是呢就在那个餐馆老板，把那个油烟（回收装置）装好的那一会儿，我突然觉得我好像脚落实地，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你明明知道说它对于改善大气污染的作用，是非常微乎其微的。但就是因为一个人，知道了自己做的一点点事情，可以让事情本身变得更好，他心里面就能够踏实了。
所以回头来看，人类与污染之间的战争，历史就是这样创造的，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有一天他们会说不，我不满意。我不想等待，我也不再退位，我要站出来做一点什么，我要做的事情，就在此时，就在此刻，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孕育，正在出生，这些河流，天空、大地是应该属于他们的，我们没有权利只知消费不知可知，我们有责任向他们证明一个被能源照亮的世界，同时可以是洁净和美好的。在雾霾严重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保护好你自己，和你爱的人。